杨牧：文学没办法让你为所欲为

台湾著名诗人及散文作家杨牧。新京报记者 王叔坤 摄

杨牧，1940年生，本名王靖献，代表作包括《水之湄》、《花季》、《灯船》、《瓶中稿》、《海岸七迭》、《禁忌的游戏》等。2011年，其纪录片《朝向一首诗的完成》开始在台湾播映，这也是“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第一期的六部片子之一。

作为华语文坛不应该被忽略的重要诗人和散文家，今年3月领取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杨牧，日前第一次在北京公开场合与读者们见面。

希望我的诗出版合理化

新京报：先谈谈参加完几场活动的感受？

杨牧：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大学和陈平原、杜维明两位老师的活动。大家谈的还不错，年轻人的问题也很有意思。我大概32年前去过北大，那次只是参观，这次比看风景有意义得多。

新京报：大陆很多读者最早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接触到你的作品。

杨牧：那个我都不知道。最近一年我才将诗授权给《中国新诗百年大典》，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授权给大陆正式出版。希望以后我的诗歌在这里出版合理化，我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印了多少本。

新京报：3月你领取纽曼华语文学奖，你觉得获奖是否有利于台湾诗歌推广？

杨牧：我不太清楚别人的感受，自己是没觉得很特别。倒是领奖后一个月，我领奖去的俄克拉何马州遭遇龙卷风灾难，打掉好几个小学校，让我印象很深。

文学不仅仅是往内看

新京报：在你很年轻的时候，诗歌里就有异乡主题，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

杨牧：可能跟读的书有关系，有了很多想象力。还有所谓“异乡”这两个字构成，年轻时会当做精神上或者神学上的另外国度或是另外思考方式，并不是我真的去到那里。我退伍后到美国念书，第一站是西雅图，一下飞机才真切感觉那块土地真的是异乡，而且大得不得了。

新京报：所以才有了你后来《瓶中稿》这样的诗。

杨牧：对，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脚踢到这边的海水，海水就会涌到亚洲的土地上。

新京报：真正的异乡和少年时的异乡会有不同吗？

杨牧：也不见得不同，少年时比较敏感，大概可以预见未来的趋势。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一直贯穿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如你很早写到阿美族人，那是你关注现实的萌芽吗？

杨牧：也可能，当时我感受到阿美族和汉族确实不一样，风俗习惯等。五六岁我就知道他们不一样。后来我观察外面，常常注意比较弱小族群。我常写到别人不会注意、不会去想的事。我觉得文学不仅仅是自己往内看，也要观察外界。

新京报：文学关注外在世界有可能影响到现实吗？

杨牧：我做的文学他们有没有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参与和思考他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原住民有原住民的问题，汉族有汉族的问题。但一般汉族人思考原住民问题的不太多。能不能有所贡献我自己不知道，我想做一点事情，很投入就好。

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新京报：你曾写文章《诗的自由与限制》，说“文学的创作是有许多不得已的限制”，今天还是如此？

杨牧：所谓“自由”，我是在提倡形式、思考的自由，“限制”也是如此。四五十岁时我开始觉得，文学不见得有什么都办得到的力量。那时我开始检查是不是有办不到的或是错误的。比如当我去写科幻小说肯定大错特错，这是我的限制。

新京报：可以理解为每个人要知道自己限制在哪？

杨牧：对，而且文学没办法让你为所欲为。

新京报：形式也是？

杨牧：有，假如我写首200行的诗，大家会觉得刚刚好。假如日本海啸我写首5万行的诗，就有点找不到艺术上的根据。

新京报：现代诗已经比古体诗限制少了很多。

杨牧：还是承认应该有限制，不能为所欲为。我的意思就是要有纪律，并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新京报：这种限制和文学上需要创新是不是矛盾？

杨牧：创新绝对鼓励，文学有不同形式，我们要认识每个形式的条件，在纪律里从事。

新京报：那怎么找到这个限制的框架？

杨牧：所以要检讨啊，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