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意大利乐坛“活化石”弗朗西斯科

弗朗西斯科·古奇尼

张长晓/文

上期专栏里我曾介绍了意大利民谣巨匠法布里奇奥·德·安德烈，当然除了Faber(安德烈的简称)意大利还有一批优秀的歌手，这里面就包括FrancescoGuccini、Lucio Dalla、GiorgioGaber等等，但大多都已经离开人世，近期在意大利作家OdoardoSemellini和好友Flexus乐队的安排下，受邀与意大利乐坛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古奇尼(francesco guccini)在Pavana家中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共同探讨了意大利民谣流行音乐的深远影响。

弗朗西斯科·古奇尼，生于1940年，意大利实力型创作歌手，被公认意大利最为重要的殿堂级歌手之一，职业生涯开始于1960年，在他音乐生涯的五十年中，发行了16张录音室专辑和6张现场专辑。同时，他也是一位作家，出版多部自传和黑色小说和漫画艺术家。古奇尼还担任过演员，配乐作曲家，词典编译者等。

他的歌词因具有诗意和文学价值被广泛赞赏，而且作为现代诗的例子已被写入教科书。古奇尼作为当代最有思想的标志性人物，被艺术评论家及大众广泛认可。他的作品也曾获得多个奖项，其中一颗小行星，蝴蝶仙人掌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同时拥有一张总统选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Dario Fo)评价古奇尼为“真理之声”。

以下是与古奇尼的对话。

　张：最早在研究古谣歌剧的同时，开始注意到意大利的一些流行摇滚乐，得知原来意大利的流行摇滚乐作得甚是优雅，水平之高不逊于英美的一些大牌乐队。在中国却很少被人所熟知，您觉得意大利音乐在中国一直不被人所熟知的原因？

G：意大利音乐很少被人所熟知，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语言的问题，正如我们交谈一样，我们通常用英文交流，可见学好意大利语确实有些难度。古奇尼笑道。

张：很多人说从古奇尼第一张专辑到最后一张专辑，音乐曲风相似，没有创新，比较乏味。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每张专辑特点均不一样，变化也很鲜明，值得注意的是，旋律也很好听。

G：奥，笑道，谢谢你对我音乐的喜欢，很多意大利评论家有这么说过，我在编曲方面其实变化很大，很多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音乐本身最重要的是歌词，歌词是我歌曲的核心。

张：我最早听到的是您的那首《Cirano》(大鼻子情圣)，当时对歌词还不是很了解，更多吸引我的是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感情，它澎湃激昂又质朴。

G:其实这首歌曲并非我写，是出于一个巧合，当时音乐制作人把这首歌曲给我，我喜欢，也就唱了，后来却成为了我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和大多数优秀音乐人的音乐一样，往往真正好的音乐不被大家所先了解，相反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却不是大家传唱最广的。

　张：首张专辑《Folk beat n. 1》在1967发行，风格大都是受鲍勃·迪伦及伍迪·盖瑟瑞的影响，偏美式民谣，其中一首《Auschwitz》令人印象深刻，还被美国歌手RodMacDonald翻译成英文广为传唱。

G：1967年，当时我住在博洛尼亚，在那里有着一群美国学生，我们常常在一起玩音乐，在那时听了鲍勃迪伦的音乐，我很喜欢。你可以感觉到我的音乐风格偏向美国，好比安德烈(faber)的音乐曲风偏向法国，但是唱作人核心是歌词。

　张：正如您提到的faber的音乐受法国民谣歌手乔治·哈森影响，偏向法国民谣，您早期也受过法国民谣大师fausto的影响，意大利音乐和法国的“香颂”歌曲有着相似的地方，歌曲本身都偏注重文学性。那么意大利音乐与法国香颂有何不同，是否有受法国香颂的影响呢？

G：意大利cantautori(唱作人)音乐可以说很多地方借鉴了法国音乐，或者说是香颂的一个分支。但它在意大利这片土地上了却做出了自己的味道，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做得更好。

张：《Stanze di vita quotidiana》这张专辑，颇具有实验性，我很喜欢。

G：我非常讨厌这张专辑，因为这张专辑耗时时间太长，专辑录制了一年多。其中里面录用了大量的乐器，感觉很复杂，制作人试图尝试将各种乐器混合，出版商还曾经试图放入一些“黄色”歌词以增加销量，这张专辑让我们陷入了困难期。

张：您在成为音乐人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在学校从事意大利语教学，谈谈这段故事。

G：在当时来说教学只是一种机会，当时我需要一份工作，维持我的生活。当时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教书机会，我感觉很好。这就如意大利歌手roberto Vichioni也做过老师一样。

张：有人说您的歌曲很政治，是反政府主义的，比如说有一首歌曲是《dio e morto》(上帝之死)。听说之前还被意大利电视台禁播过一段时间。

G：我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很政治反政府的，我所唱的都是身边的事、我的态度以及想法。比如关于老年人的话题，因为我也在变老所以我要去关注这些。关于《上帝之死》这首歌曲的创作一开始是非常冒险的，那时的音乐市场绝大多数是情歌，唱的是男欢女爱。而这首歌它很清楚的表达了我当时的感情：有些事是我们自己所能掌控的。而在那个时代被封杀是因为意大利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有些人认为我的的歌词亵渎了上帝。

　张：纵观您的专辑，信息量很大，关于人性、家族根源、城市兴衰，小人物还有与古圣人的对话。您是如何采集这些素材的？

G：我小时候在大山里长大，那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它给了我宝贵的财富、还有灵感。

张：就当前意大利乐坛，有欣赏的意大利歌手么？或者满意的作品多么？

G：没有。现在来说，当下的年轻人更喜欢美国文化，比如hip-hop、饶舌.。。这些音乐形式。他们很少专注于“唱歌”，唱出自己的东西。满意的作品也没有，太多的选秀节目就能看出来现在的创作环境非常浮躁。

张：作为意大利歌坛的常青树，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古奇尼的音乐。特别是在您的演唱会当中，出现了三代观众同时来看您的演出。对此什么看法？

G：这出乎了我的意料，我以为这样的音乐受众群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年龄。年轻人喜欢我的音乐可能是由于我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吧。

张：我认为那首《vorrei》(我想要)很美，这是怎么写出来的？

G：(指了指站在一边的妻子)Vorrei就是她。

张：达里奥·福(Dario Fo)(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评价您是“真理之声”，而不仅仅是个歌手，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G：我只是去写我想要表达的，我想要去关注的，这就是我的音乐。

张：那您对于中国的音乐有所了解么？

G：说实话并不了解，但我很想了解却没有渠道。

张：意大利音乐在中国一直不被人所熟知，就像中国同样有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因为语言的限制，不被海外所熟知。中国和意大利一样，都是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有一些歌手比如：崔健、朱哲琴、左小祖咒等，但也许因为语言不通和传播的原因，东西方交流太少。我在把意大利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希望能把中国的音乐人带到意大利。希望中意以后能有更多文化交流活动。

G：谢谢，我很支持，看起来是个艰巨的事情。刚才提到的音乐人，是中国的传统音乐还是当代音乐？

张：当代音乐，崔健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有思想时代性的一位歌手。朱哲琴做的是一些中国本土音乐的挖掘及发扬，而左小诅咒则是颇具有反抗力争议的歌手，他们都很不错，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

G：通过你我也会慢慢了解中国音乐。我会听这些专辑的。其实我对中国文化不是很了解。曾经有位日本朋友，他提到亚洲文化关于中文发音的音律性、文字...比如有些歌曲用英文演绎是一种旋律，但用中文演绎又是另外一种旋律。

通过与古奇尼先生的对话我得知，他已年过古稀。再发行最后一张专辑《L'ultima Thule》(在天涯海角)后就不再有新的作品。古奇尼在对话当中偶尔还会站起来玩弄他的猫咪，整个人都是一种很放松悠闲的状态。与其他意大利老人一样，过着同样平淡、闲散的生活。时不时地看看书、关注些年轻人和意大利当下的文化、公益事业。在这里祝福这位老人健康、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