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梦想做播音员 谈《北爱》：“吊丝”的逆袭

2012年04月17日 14:26
来源：扬子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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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译

张译有超强的记忆力和语言天分，听评书长大的他口头禅是：“话说……”他很注意听者的反应，如包袱没响则若有憾焉。那些久远如尘烟的事在他的形容下仿佛是昨天。开篇他就讲了《我的团长我的团》10集没有拍摄的剧情，那山那人那狗那坟头那沧桑的爹娘，相当有画面感，讲了半小时后发觉离题万里。

17年前，张译报考中戏表演系，对着老师侃侃而谈半小时斯坦尼体系，此前他看过2000多个苏联剧本。老师温和地建议：“你不如考导演系或戏文系。”他认为这是变相的拒绝，愤然而去。心高气傲的他没曾料想的是：千辛万苦挤上的演员路，途中不断有人告诫：“你演戏就是个死！”

十几岁的张译梦想做名播音员，用他浑厚的嗓音朗诵《祖国，慈祥的母亲》。“高二”时，他就在原北京广播学院在哈尔滨的招生中取得了专业第一，由于没有参加会考，自然不能高考；“高三”时又考了专业第一、文化课第二的成绩，无奈第三名是位锡伯族同学，靠加10分顶走了他的名额，解放军艺术学院则评价他“脊柱弯曲，营养不良”。

17岁的张译收到了一张绿色的“待业青年证”，这差不多是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这件事的后续是多年后他特地去了“北广”一趟，在厕所里像动物占地盘一样撒泡尿后，出门大喊一声：“广院！你不过如此！”引来众人侧目。

待业了一段时间，他有个机会上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

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军区文工团)，而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1997年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

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

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

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把手伸进大池里，发现上面漂浮着一层木屑一样的泥巴，随水流起伏。于是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

“部队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

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食堂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

转业后张译花了几年时间才消除军队对他的同化，包括表演中的“解放天性，当众孤独”，让他学动物、傻子，都是他的自尊心所排斥的。上级对他的评价是，“16个孩子里唯一不会演戏的”。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说了上面那句话，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

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团长的语气表明他根本不能相信这件事。并不是团长一人这么认定，在拍《我们的连队》时，张译是同学中唯一跑龙套的，他打电话给政委，政委说：“你演戏就是个死。”

2003年部队裁军，最后一次下基层演话剧，团里外号“虎大爷”的老导演喝高了，拉着他说：“译啊！这拨孩子里我最爱你，因为你爱学习，你将来可怎么办啊！你演戏就是个死啊！”

“我站在秋风里，认真地想：真的这辈子不能演戏了吗？事到如今，这已经不是伤害，而是要认清现实。”一度领导让他做专职文书，他很生气，和父亲打电话诉苦。过了一段时间接到家里的包裹，父亲寄来的两本书：《公文写作大全》和《公文写作技巧》，张译快疯掉了。

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这时一辆银灰色宝来一个急刹车，下来一位戴墨镜的男孩，明晃晃的手链、脖链、脚链，张译像说书人铺垫一大通后才会把包袱抛出来：“这个人叫陈思成，戏里的男一号。”

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接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

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导演胡玫，《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

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士兵突击》原名《爱尔纳?突击》，是同为战友话剧团编剧的兰晓龙给团里写的，张译演过袁朗的B角，同时担任场记。康红雷来团里看戏时，他是台下带着羡慕眼光的那一个。

当政委坚决不批他去拍《士兵突击》，并且说“除非转业”时，张译很轻易地说出一句“那就转业”。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这是裁军的第三年，话剧团只留了十几人的编制，早就演不了话剧了，只能排些小品，张译是因为能演会写才留了下来。2006年，他每月1700元工资，交完手机费和饭费只余300块，他转业的心已经非常坚定。那年春节，他特意穿着军装回的家，告诉母亲：“这可能是您最后一次见我穿军装了。”

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拍戏他大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