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教授焦雄屏:侯孝贤杨德昌的殊途同归
摘要:侯孝贤针对南部、台北边缘的乡村,从极度写实出发逐变为现代主义的诗化电影,展现了小人物的生活讨论,结尾会是妥协后的自然,接近无为而治的道家精神。杨德昌针对大都会,从现代主义出发,返璞归真到朴实的写实情怀,表达现代人的混乱、矛盾、无出路,结尾具有毁灭性的对立和悲观。
7月15日,首届西湖影像-侯孝贤导演电影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焦雄屏发言称大家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台湾的状态,1980年初,台湾正从传统农业的经济形态,转为讲究外销的经济形态,政治上也开始被孤立,文化上乡土文学兴起,社会价值观彷徨。电影方面,本来民营公司崛起,琼瑶类强调明星制的通俗电影和大量被港片影响的台式功夫电影成为主流,到了80年代初,这些电影也逐渐失去了观众,因为这些逃避主义与现实无关的电影已经被大家唾弃,同时海归派和本土评论界创造出新的声音。新旧观众与评论界的交替,共同造成一个新的环境,都呼吁改革。
当时我刚刚从美国回台湾,我联合当时较新的评论者,一起来推动台湾电影改革,做了一个“台港十大电影”选拔,第一名的电影是当时还未成名的侯孝贤的《在那河畔青草青》。后来又一起推出了几位新导演,冲击了台湾影坛。
台湾新电影的创作与传统叙事方式割裂,结合了欧陆美学的现代感、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以至于当时很多新导演会和传统的灯光师傅产生矛盾,这种电影非常接地气,有亲和力,让观众看到了自己。
1987年的台湾新电影宣言,虽然对台湾电影没有实际的结果,但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
侯孝贤针对南部、台北边缘的乡村,从极度写实出发逐变为现代主义的诗化电影,展现了小人物的生活讨论,结尾会是妥协后的自然,接近无为而治的道家精神。
杨德昌针对大都会,从现代主义出发,返璞归真到朴实的写实情怀,表达现代人的混乱、矛盾、无出路,结尾具有毁灭性的对立和悲观。他是反儒家的哲学思辨者。
两人对于现实的展现,其实是殊途同归。他们真正将台湾电影提升到艺术电影,对于台湾电影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今很难回到那样的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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