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锋、焦裕禄、黄继光、陈景润到张海迪、中国女排、张国荣、周杰伦，这个稍显凌乱的线索体现出的是社会生活的变革以及粉丝文化的变迁，沿着这个线索，我们试图发现在共和国走过的六十年中，我们的文化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
这个话题开始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粉丝”出现于何时？若以狭义的理解，这当然是全民造星时代的产物，然而只要我们梳理下偶像崇拜的脉络便不难看到，粉丝文化作为一种微妙的文化形态，贯穿于社会演变的全过程，并深深打上了其时社会文化的印记。
1950’：我们需要英雄(保和平，卫祖国)
当时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是由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决定的。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管在社会结构的需要方面，还是在人们的精神层面，“英雄”被视为最高的褒奖和荣誉。而同时期的文化娱乐生活也对这种社会需求做出了准确的回应，文艺作品成功塑造了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等诸多伟大的英雄形象，并对之后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0’：我们需要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主席的这句话既成为那个年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民崇拜的浪潮。在经济建设、道德建设等层面，人们把对于偶像的崇拜寄托于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崇拜英雄，而是需要一个榜样作为坐标甚至期望成为这个人，这一特点反过来促使雷锋、王进喜等普通人中的英雄成为全民偶像。
1970’：我们需要思想(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拨乱反正之后，人们面临更多的思想冲击并开始重新思考未来。在这个历史的缝隙，无意识状态成为部分人精神状态的写照。而同时，浩劫对于文化事业的巨大摧残使人们对科教文化的渴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种种因素使这一时代的偶像崇拜体现出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科学文化精英上来。其中，陈景润、食指等某领域的意见领袖得到了偶像级的崇拜。
1980’：我们需要偶像(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中国人看到了一个颜色更加丰富的世界，人生目标和理想追求都更加多元化，对偶像崇拜的表达也相对直接。同时，人们的崇拜不再限于战斗英雄或示范作用的榜样，还包括“另一个自己”，他可能和自己的某方面特质接近，也或者只是个人期望成为的样子。众多叛逆、青春、时尚、个性的形象一跃成为新的偶像，更加丰富的媒体生活以及贴画、剪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们对“另一个自己”的崇拜。
1990’：我们需要伙伴(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经济建设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社会面貌的变化，还有人们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迈入了青少年群体，问题随之而来，身边缺少玩伴使青少年需要寻找新的“伙伴”，众多年轻一代的文体明星便显得无比温暖和亲切。所以，对这一代青少年而言，偶像的意义不仅在于崇拜，还在于一同成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为什么70、80后会有如此浓郁的怀旧情结，并在昔日偶像日渐衰老时不由地缅怀自己逝去的少年时光。
2000’：我们需要认同(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
进入新世纪之后，整个社会结构愈来愈呈现出转型期的特征，在注意力降低、价值观相对多元的时代里，人们的偶像崇拜心理也发生着巨大变化。不管是特例独行的演艺明星，还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巨子抑或只是在某方面具备超人能力的人都可以公众人物，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粉丝”。而崇拜者不再是偶像的附属品，伴随着文化娱乐事业的发展，他们有了更多向偶像表达爱意、甚至影响偶像的意愿和机会。恰当地分析社会文化生活现状，引导健康的粉丝文化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