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大师风 殷切中国情——小泽征尔大师访谈录

2011年07月05日 14:50
来源：凤凰网音乐 作者：韩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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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送走了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又迎来了指挥大师小泽征尔，中国音乐爱好者的这个金色的秋天，可谓收获颇丰。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两国对等地举行了“中国文化年”和“日本文化年”系列演出活动，当然都是在对方的国家举行。伟大的歌剧作曲家普契尼以日本为背景的经典歌剧名作《蝴蝶夫人》，被列为“日本文化年”活动中排名第一的重头戏。给这样的演出执棒，非小泽先生不足以显示其震撼力。

9月29日，在按照上演西洋歌剧的标准重修装修一新的北京天桥剧场，小泽先生指挥新日本爱乐乐团和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进行了隆重的半公开彩排。观看彩排的，有中国歌剧舞剧院等一些文艺演出团体的艺术工作者，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大学的部分师生，还有中国和日本许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共约四百余人。可以说，去的人都是内行。次日，本报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小泽征尔先生和该剧导演浅利庆太先生。以下是记者与小泽先生的访谈录。

记者：您和浅利庆太先生精心合作的这个《蝴蝶夫人》我们都已经欣赏过了，得到了一种超凡的艺术享受。请您谈谈这次来中国指挥《蝴蝶夫人》的初衷是什么？

小泽：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我本人则是在中国出生的，早在1976年我就来中国指挥过原来的中央乐团，之后又多次来过中国。我深为中国的文化和音乐所打动，当我听到中国乐曲《二泉映月》的时候曾非常激动，还特意买了把二胡带回去。这些故事你们许多人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演《蝴蝶夫人》，是我的几十年的老朋友浅利庆太先生有一天从东京给我往波士顿打电话，提出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是演点什么。我想了一下，就说咱们到北京演《蝴蝶夫人》吧，因为我知道中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歌唱演员，我再从美国和维也纳带几个，再把我们的“新日本爱乐乐团”也拉出来，由你来导演，我指挥，这样一种中日合作的方式，肯定能成功。在我接触过的《蝴蝶夫人》的各种舞台版本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浅利先生搞的这个版本，你们看第二幕的第一场和第二场之间的那个间奏曲，剪影和舞蹈，还有剧终时巧巧桑剖腹自杀时，打开一把红色的扇子，以及那个“血流满地”效果，都是非常传神的。

记者：请问您指挥过多少次《蝴蝶夫人》的演出了？刚才您说，最喜欢的版本是浅利先生的版本，那么，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最杰出的巧巧桑的扮演者又是谁呢？

小泽：刚才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实际上只是看过许多的《蝴蝶夫人》的演出版本，而真正由我本人指挥过的，只有浅利先生这一种，一共演了五次，分别在意大利的米兰和日本东京。此外就是指挥过一些音乐会形式的，也就是无布景、不化妆的《蝴蝶夫人》。至于你问我谁是最杰出的巧巧桑的扮演者，这个问题就像问我最好的足球前锋或后卫是谁一样，非常地难回答。卡拉斯、苔芭尔迪、弗雷妮、斯柯托，这些人当然都已是品牌化了的巧巧桑。而浅利先生认为我们这次的女主角，那位中国歌唱家——她叫什么来着？哦，陈素蛾——是世界一流水准，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这是不可否认的！

记者：虽然您和浅利先生都认为中国有着世界一流的音乐家，但是不可否认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音乐大国，您认为这个差距主要在哪里？怎样才能改变呢？

小泽：不单单是中国，日本、韩国也是一样，这些东亚国家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人民都非常喜爱音乐，二是众多的人口当中总有一些天才的人物。有这两个条件，那么出一些单个的、杰出的、一流的人才就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要让这些单个个体合起来，成为一个团队，一个一流的团队，可就要难得多了。这里边我认为最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教育问题，由于中国、日本、韩国等这些地方的人很多、很勤奋，而且有天才，那么，即使教育方法并不太成功，也无法阻挡一些人才的脱颖而出。换句话说，即使是不高明的教育，天才该成功的还是能成功。但不高明的教育培养不出一流的团体。另一个是社会问题。一个一个的、个体化的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一旦合在一起，问题就出来了。最明显的首先有个钱的问题，社会的支持程度，还有态度，不太对头。在美国，在欧洲，社会的态度明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似乎还好一些，日本很差。（笑）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有可能成为一个音乐大国？什么时候能从整体上有一个飞越式的进步？

小泽：我想大约二十年左右可以了。理由是这样的：一是中国有一流的演员，二是中国有优秀的舞台美术设计人员，三是有很好的观众。浅利先生就说，以他观察北京的音乐剧听众，认为水平不低于纽约和伦敦的听众，这很不得了。另外，我从这次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合唱团身上也看出了很大的潜力，他们演唱得非常好，其中有不少人具备成为一流歌唱家的潜质。有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唱得很好，人长得也漂亮，我告诉她要注意保持形体，二十年后一定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巧巧桑。

记者：我们还记得这样一个有趣的情景：在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各个声部的首席演奏家用各种语言说“新年好”，日语被首席小提琴给占去了，而您是用中文说的“新年好”。能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吗？

小泽：是啊，我一开始已经说过我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眷顾。我的父母是在中国相爱并且结婚的，我是在中国沈阳出生的，可惜我那时太小，对沈阳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前几年去过一回沈阳，发现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与我父母留下来的老照片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从记事起，就住在原来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家在东单附近的新开胡同。我每次到中国来，都回到新开胡同的老宅那里去看看。住在那里的老邻居有的还认得出我，我每次都请他们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什么的。战后我的父母带着我返回日本，他们一直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回中国看一看。可惜，1976年我首次来华演出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我是带着他的照片来的。而我的老母亲，我每次来中国都请她一起来。只有这次例外了，她老人家前几天去世了，我是参加了27日她的葬礼后，来到这里排练的。这一次，我也像对父亲一样，是带着母亲的照片来的。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母亲曾经在天桥这一带组织过多次的慈善募捐活动，而我们这次演出《蝴蝶夫人》，竟然也选在这个天桥剧场，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安排。这也算是我对母亲的一份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