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的三驾马车

2011年07月05日 14:33
来源：凤凰网音乐 作者：韩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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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篇

在莎士比亚的巨大阴影下

郭沫若一生创作的戏剧，除一部现代题材外，全是历史剧。这些剧作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一些短小的诗剧（如《女神的再生》等）尚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叛逆女性三部曲”（《卓文君》《王昭君》《聂縈》）。第二个阶段是抗战时期，特别是1942年，一年就有六剧问世。其中的代表作当然是《屈原》、《虎符》和《棠棣之花》。晚期创作在建国后，只有两部，《蔡文姬》和《武则天》。

郭沫若本身是历史学家，对史实不可能不熟悉，但同时他又是诗人，当史实与剧情不尽吻合的时候，他诗人的本性便彻底压倒了他史学家的严谨——“失事求似”是他自己提出的历史剧创作原则。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戏剧的感染目的，不惜剪裁、取舍甚至背叛史实。值得一提的是，这与当下某些“戏说”性质的电视剧是有本质区别的。郭老戏剧是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而“戏说”则基本上是因为对历史的无知而不得不“戏”。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

郭老的历史剧，在艺术个性上，则是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他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甚至生活体验，融注到剧中人物上。也就是说，这些剧既是演历史人物，也是演他自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屈原》，听一听里边最著名的“雷电颂”，那完全就是诗人的自我倾诉，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难分清这是屈原还是郭沫若了。屈原在暴风雨中的悲愤呼号“雷电颂”，作为“道义美的化身”和“诗的魂”的婵娟之死，控诉了旧中国的黑暗，道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引起当时观众的强烈共鸣，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的光辉一页。金山、赵丹先后饰演的屈原，白杨饰演的南后，张瑞芳饰演的婵娟等，都足以名垂青史了。

很明显，郭老戏剧（特别是《屈原》）在某种程度上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比较相似，这使得郭老戏剧有一种身处莎士比亚巨大阴影之下的别扭感觉。其实，这种相似只是一种形似，而不是神似。莎士比亚也写了很多历史剧，但那些剧还是比较尊重史实的，而且，往往还融入很多喜剧因素。而郭老历史剧则大胆脱离史实，更是很难找到喜剧因素。另外，郭老历史剧中的人物，往往是高度政治化的，剧本是自觉地追求政治主题的尖锐性，而莎士比亚戏剧更喜欢反映一般的人性，政治性是自然地、自发地带出来的。

无数现实说明，往往最大的优点也就是最大的缺点。郭老笔下的戏剧人物因为主观性很强，所以有时尽管痛快淋漓，但形象的厚度不够，缺乏更深刻、更耐人寻味咀嚼的思想与艺术力量。比如《屈原》当中，主人公屈原就是这样，他反而不如南后这个形象更为复杂与丰满——南后既是屈原的政敌，又是屈原的知音；屈原与南后的情感，再加上两头的楚怀王和婵娟，这样的感情链条比戏剧的主要线索还要感人。

曹禺篇

从易卜生到契诃夫

说到中国话剧百年，最不能回避的人物就是曹禺。曹禺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熟的剧作家，他奉献的五大经典话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甚至还有几代成熟的观众。

《雷雨》、《日出》、《原野》被人们称为“生命三部曲”，读者一般对它们的剧情较为熟悉，在此就不费笔墨了。笔者在这里想强调一下《雷雨》中那个至今无人看到过的“序幕”与“尾声”——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场景总是不被演出，以至于人们都以为这个戏结束在那个雨夜之中了。其实该剧的开头和结尾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十年后，周公馆变成了教会医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两位疯了的老妇——繁漪与侍萍，这一天，一位孤寂的老人（周朴园）来看望她们，彼此却没有一句话。偶尔撞进医院来的年幼的姐弟俩目击了这一切，又像听古老的故事一般听人们谈起了十年前的往事。这个东西可不是画蛇添足，这使得这个戏剧的主题最后落在了“悲悯”的审美情趣上，无疑是对戏剧主体那种矛盾冲突的净化、升华与超越，是更高的高度，更隽永的韵味。《雷雨》体现出古希腊命运悲剧和易卜生的深刻影响。它严格遵守“三一律”，它像易卜生戏剧一样带有客厅结构剧的痕迹，戏剧结构以及各种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甚至细节都组织得完美无缺。但这个过于精致的剧，也令要求自己极严的作者不满意它的雕琢感，用曹禺自己的话说，就是它“太像戏了”。

《日出》可能在“太像戏了”的问题上做出了努力的修正。我们看到，《日出》不再追求精心构制的故事，而注重展现日常生活；戏剧场景由家庭转向了社会，表现的重心由传奇转向了平凡，由变态转向了常态，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这就是《日出》至今经常被人编出新的版本的原因——可以把它放在电脑时代，李石清可以是整天电脑不离手的工作狂，黄省三可以是下岗职工，更不用说那些主要人物了。

《原野》被称为“生命三部曲”之最，这个“最”是指的戏剧矛盾最激烈，情感最为浓郁，讲的是人的极爱与极恨的极端感情。这次戏剧重心又转移了：由外部的复仇行为转向由复仇引发的内心矛盾，由外在命运的挣扎转向自身灵魂的挣扎。三部大戏中唯一被作曲家改写成歌剧的就是这部（作曲者金湘），原因就是这种极端的内心体验，最适合用音乐的形式来表现。

1941年完成的《北京人》，不露痕迹的结构、生活化的语言、活生生的人物、随处充溢的哀伤意绪、平淡隽永的风格，使得此剧染有浓郁的哲理性情怀。这正是曹禺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向“散文化的戏剧”的转变，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生活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用曹禺自己的话说，就是“走向契诃夫”。

老舍篇

百分之百的中国原创

如果说郭沫若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是对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诸多风格的融合，那么，“人民艺术家”老舍，走的就是一条完全独创的道路。老舍认为戏剧创作“不必一味学易卜生，而要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地创新。老舍是从小说进入戏剧的，他深知自己的长处在于抓取典型的人物行为来折射社会面貌，因而试图创造一种“世相戏剧”，以不同时期的底层芸芸众生相来展现社会的整体变迁。他的这种追求体现在一系列剧作里，如《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龙须沟》、《方珍珠》、《全家福》等，而以《茶馆》最为成功。

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这段时间里，有某网站对公众进行了一次投票调查，题目是“你脑子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话剧是什么？”结果，《茶馆》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几乎超过其他话剧得票数的总和。也就是说，仅凭《茶馆》一剧，老舍就足以奠定自己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了。

关于《茶馆》的剧情，读者一般都比较熟悉。必须提出的是，《茶馆》与北京人艺的关系，特别是与焦菊隐的关系，以及于是之、蓝天野、英若诚，甚至包括后来的梁冠华、濮存昕、宋丹丹、徐帆等。这个问题，留待以后的焦菊隐篇讨论。

附

郭沫若主要剧作及其内容背景

《女神的再生》：女娲补天的故事

《湘累》：屈原的身世，后改造成《屈原》

《屈原》：屈原的历史作用，屈原、楚怀王、南后、婵娟四人的连环感情故事，1942年

《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1942年

《高渐离》：音乐家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1942年

《蔡文姬》：文姬归汉的故事，正式为曹操翻案，1959年

《武则天》：武则天60岁左右的历史，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