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 红色价值
前段时间,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红色经典剧”改编热,尤其以电视剧《红色娘子军》和《林海雪原》为最大卖点。在此之前,已经有《沙家浜》之类被以新面孔重新包装,以后还会有更多。而在北京、上海的舞台上,时而也有“原装正版”的红色经典剧目在上演。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改编作品或重排作品,在市场上仍有不小的号召力,究其根源,一是它们在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心目中早已成为一道抹不去的风景,具有怀旧意义;二是年轻一代的好奇心在驱使;三是这些红色经典剧本身确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在某些方面还称得上很高的艺术价值。前两点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分析一下的是最后一点。
基本特征和观众的态度
这里所说的“红色经典剧”,基本上含有以下概念,也可以算是它的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 产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中。
第二, 基本上都是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以战争题材。至少是以战争为背景的(如《白毛女》),大量的是直接表现战争。而以和平年代为历史背景的,如以上海为背景的京剧《海港》和以农村为背景的《龙江颂》,虽然也曾被列入“样板戏”之类,但是来自市场上和观众的反映,远远不如那些战争历史题材的,也就是说,称之为“经典”有些勉为其难。
第三,有明显的政治烙印,有的还含有一些个人崇拜的因素,这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从市场和听众观众的角度而言,似乎也没有太多的人在意这些。不可小视普通民众的鉴赏力,他们对于哪些是最值得欣赏的,哪些是可听可不听的,哪些是可以视而不见的,都有自己的一套弃取标准,而且是不动声色地就完成了这种弃取。
第四,技巧和艺术上精雕细刻,极为严谨,有时甚至是过分的严谨。不论是京剧或歌剧的剧词、唱腔,还是舞剧的动作,包括服装、道具、灯光等舞美范畴,在当时条件下,可算得上精益求精,无所不用其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主创人员、演职人员的艺术水准和艺术追求。
第五,情节大多紧张、完整、精彩,故事性很强,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洪湖赤卫队》和《红色娘子军》
“红色经典剧”还有一个不太成为特征的特征,就是经常会有个英雄的女主角。《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江姐》中的江姐,《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海港》中的方海珍、《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杜鹃山》里的柯湘……这里边的非艺术性原因就不去谈了,艺术上客观地讲,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红色经典剧的一个天然缺点——由于战争题材多,角色上安排上容易重男轻女(比如《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就缺少有份量的女角),这样安排角色有利于提高戏的可视性。
之所以选择《洪湖赤卫队》和《红色娘子军》做为这类“女戏”的典型,是因为它们占了歌剧和芭蕾舞剧的位置。《洪湖赤卫队》的音乐以湖北的地方戏曲和民歌音调为主,《红色娘子军》却是由吴祖强、杜鸣心这样的纯“洋派”作曲家原创,也吸收了一些海南素材。前者在“文革”中造批判,不是因为艺术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原因(与贺龙有关);后者在“文革”中大红大紫,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在芭蕾舞方面的创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这个舞剧多次被搬上舞台,说明了人们心目中它的份量。
《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红色经典剧中,以几出现代京剧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尤其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在它们的身上,集中体现着红色经典剧的几大特征。但是详细比较起来,也可以发现它们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劣势。
像《红灯记》的主要唱腔设计者翁偶虹、刘基典等老先生,那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戏曲专家。因此,该剧的唱腔、唱词,的确是千锤百炼的,很精细、很洗炼、很老到。例如,李玉和有一段脍炙人口的“临行喝妈一碗酒”,连同前边的几句道白和“谢谢妈”叫板,句句都是双关语,表面上看是临行前的叮嘱,充满亲情味道,暗里是交待任务、讲清形势、甚至留下遗嘱,这样的高度浓缩的艺术品,焉有不流行的道理?至于后来被附加在上边的政治累赘,实在与它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红灯记》基本上是一出唱功戏,突出唱念,做、打次要,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什么弱点的话,这可算是一条。
《智取威虎山》最主要的成就,是在它的音乐伴奏上。我始终认为,以西洋交响音乐来补充甚至部分代替京剧传统三大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管弦乐队的表现力是巨大的,不用是不明智的。《智取威虎山》在这方面开了先河,像“打虎上山”一段的音乐,已经可以列入中国现代音乐的典范之列了。这戏的音乐部分,都是在传统里找不到的,应该说都属于原创,但是,你一听,仍然毫无疑问是京剧的味道,这就很了不起。勃拉姆斯、巴托克从匈牙利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德沃夏克从后捷克民间音乐中寻找灵感,也无非就是这个路子。如果说缺点,《智取威虎山》的演员阵容上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这可能和当时的上海京剧院搞政治运动太厉害,把好演员折腾得很苦有关。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怎么会让一个被管制对象童祥苓来出演主角杨子荣呢?除了童祥苓的杨子荣,也就剩演李勇奇的那个黑头还可以,其他角色,乏善可陈,尤其是像参谋长这样的“男二号”,明显吃力。
《沙家浜》的优点是各方面的实力都比较平均,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都是实力派,特别是扮演刁德一的马长礼,在六十年代初北京京剧院拍电影《铡美案》时,顶替身体欠佳的谭富英演男主角陈世美,与张君秋、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组成了梦幻阵容,而谭元寿在该电影中只演个韩琪。缺点在剧词方面,显然《沙家浜》要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甚至海港都要啰嗦一些。
《杜鹃山》
如果从纯粹艺术的角度而言,个人认为,这一类型的现代京剧,艺术成就之顶峰,应数《杜鹃山》。《杜鹃山》成戏最晚,很自然地吸取了前边的经验教训,音乐方面,交响化程度最高,音调上吸取了不少江西、湖南民歌的素材,但是一听还是京剧,比《智取威虎山》更成熟、更老到了。西洋乐队与传统三大件的结合,已经“变无机为有机”,浑然一体。唱词方面,凝炼而多变,与人物性格结合紧密,而且是韵文。武打、舞蹈与唱功比例合适,让人看得饶有兴味。
《杜鹃山》刚拍成电影公映时,笔者年龄还很小,除了记住了情节和一些旋律外,对其中奥妙毫无知晓。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已经听了无数西洋歌剧和交响音乐。一日,在天津佟楼麦当劳门前,见一开出租车的师傅,等活时,经常用一把京胡拉《杜鹃山》里的“乱云飞”一段。一边惊叹民间竟有这么好的京胡,一边感叹这“乱云飞”写得出神入化。后来在北京保利剧院,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交响乐团访华演出。这宾州大学乃“长春藤盟校”之一,艺术教育水平甚高,其交响乐团的成员日后经常被美国顶级交响乐团录用。上半场演舒柏特,下半场全是《杜鹃山》,请一青年京剧演员主唱,再请来京胡二胡月琴,剩下的,交响乐队的任务都由美国人完成。听完音乐会,不禁感叹:中国京剧,需要一个格鲁克式的改革者,应该说《杜鹃山》给未来的“格鲁克”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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